【深度】中国粮食大迁徙背后的隐忧

2022-04-15 11: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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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中国粮食大迁徙背后的隐忧





2021年9月,黑龙江佳木斯洪河农场丰收。赵爽 摄
2021年9月,黑龙江佳木斯洪河农场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作业。姚守平 赵爽 摄


  南方种粮越来越少,北方不堪重负,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也是今年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的原因。这是强国政策,是大国基石。
  每一天,数以百计的货运列车,从黑龙江、辽宁、吉林各个站点出发,车上载满了东北优质的大米、玉米等粮食。这些粮食或从陆路一路南下,到达长三角、珠三角的各个城市。或经水路穿越海洋,到达上海、福州、广州乃至海口。
  和万众瞩目的春运不同,这是一场鲜为人知的粮食迁徙——“北粮南运”。每一年,近亿吨的粮食从北方出发,穿越数千公里,摆上南方千家万户餐桌。然而,北粮南运不只是市场高效的表现,粮食大迁徙的背后,也包含着重重隐忧。
  南北互换,中国粮食版图的变迁
  在历史上,从三国时代,到唐宋以后,数百年的南方大开发之后,中国的粮食生产格局逐渐变化。南方成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不仅可以自给自足,同时还在大规模地供应北方所需。隋代开始大规模修建的大运河,成为连通南北最重要的枢纽,也奠定了此后千年的漕运格局。在漕运的巅峰时期,每年由南方运往北方的粮食,最高可达600万石。
  南粮北运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湖广熟,天下足”,这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谚,至今仍留在中学的教科书里。一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格局仍未打破。
  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方14省中,有12个省为粮食净调出省,每年调出两千多万吨。1970年,我国提出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目标,要求北方省份加快农业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得风气之先的南方,开始大规模发展工业产业,在农业领域,低效益的粮食生产也越来越多被经济作物替代。
  产业格局的变化,逐渐影响了南方粮食生产局面。数据显示,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南方的大米仍在向北方输入,但北方的玉米流向南方的数量,逐渐开始超越南方大米北上的数量。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钰,曾经梳理过我国粮食主产区变化的脉络,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划分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1994年,粮食主产省的概念第一次见于文件,2001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的概念正式形成,2003年,划定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等13个省(自治区)成为粮食主产区。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国粮食的南北格局开始对调,从南粮北调,转为北粮南运。一直到今天,这一格局仍在强化。”
  技术进步,北方增产的基础
  2021年8月,河南暴雨之后,位于安阳县郊区的一处高标准农田中,农民收拾了水淹后的玉米,开始为冬小麦的播种做准备。洪涝灾害后的土壤需要消毒、翻晒,才能保障下一年冬小麦正常生长。即便如此,河南2021年的粮食产量也达到了1308.84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58%,在全国位居第二。
  相比土地肥沃丰饶的南方,干旱少水的北方,在过去上千年中,都要依靠南方的粮食输入,为何在二十一世纪,北方粮食产量反而超越南方呢?
  显然,北方缺水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真正让北方粮食崛起的,是技术因素。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告诉记者,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北方粮食产量一直在提升。
  在山西寿阳,有一座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已经建立了30年,见证了黄土高原从低产到高产的全部历程。30年前,一群科学家在这里租农民的房子,开展观测和实验工作,到如今,这里已经向全国输出了许许多多旱地农业的耕作模式。一位当地农民告诉记者,30多年前,这里的旱地主要种植杂粮,亩产300斤就算是丰年。而如今,这里的旱地玉米,亩产可以达到1000斤,而且基本可以实现旱涝保收。
  南方气候、水利条件好,一年可以两熟甚至三熟,适合作物“生殖生长”,产量高。北方的气候,则更有利于农作物“营养生长”,但产量低。当技术更新后,北方的产量问题逐渐解决,更适合营养生长的北方,粮食生产规模提升是必然的,尤其是大平原地区,为机械化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得北方粮食生产迅速扩大。
  产区划分,不只是市场调控
  在北方增产的时候,肥沃的南方正在经历农业模式的巨变,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尤其是经济发展最快的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粮食种植面积快速下滑。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二十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和水稻田,是南方农业的典型代表。到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基塘农业开始急剧减少,水稻种植面积不断萎缩。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流入工业,大量的优质农田,在城市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变成了高楼大厦。留下的农业也不乐观,花卉、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的水稻种植。
  在广东,多山的梅州,是农业保存相对较多的区域。记者在当地了解到,农民种植双季稻的热情并不高,许多人选择种植单季稻,节省出来的人力,可以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种水稻。
  这是否意味着,粮食生产重心的北移,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钟钰认为,并不仅仅如此,他告诉记者,1994年划分主产省的时候,当时浙江还是粮食主产省,而河北、河南、江苏等,都不在其列。随后几年中,一些省份的生产形势发生分化。于是,在2001年划分主产区时,江苏变成了主产区,浙江则没有划入其中。
  当前,我国有13个粮食主产区,其中北方7个,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古;南方有6个,包括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湖北、江西。但这一格局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事实上,20多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三大粮食区域,经历了多次变迁和调整,相应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技术变革带来的北方粮食增产,市场发展对资源的调配,以及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保障等因素,互相交织,互相作用,最终形成了新的粮食产销南北格局。
  北方七省,生产了全国一半粮食
  2021年12月,南方的晚稻销售已经结束,北方最北的黑龙江,农民们的玉米也进入了销售季,在黑龙江绥化市一个普通的村庄边上,码得整整齐齐的玉米垛,开始装车运输。因为对气温的判断有误,一家农户的数万斤玉米有些发热,价格比正常的低了不少。
  黑龙江是我国粮食产量最大的省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黑龙江粮食产量为1573.54亿斤,占全国总量的11.5%。而黑龙江2020年的总人口只有3185.01万,人均粮食产量超过2.4吨,而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4公斤。这意味着,黑龙江生产的绝大部分粮食,是以商品粮的形式供给其他省份。
  整个北方7个主产区,人口总规模为3.98亿,但粮食总产量超过6800亿斤,占全国的一半。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粮食生产中,北方7省养活了半个中国。
  主产区粮食大量输出,意味着更多的地方粮食不能自给,需要输入粮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多省粮食自给率低于50%,最低的自给率只有30%左右。
  以广东为例,2021年,广东粮食总产量为1279.9万吨,而广东总人口为1.29亿,人均粮食产量不到100公斤。在此前的2019年,广东全省净调入粮食量超过3880万吨,粮食自给率为24%。浙江同样是粮食自给率较低的省份,2021年,浙江粮食总产量为621万吨,全省6470万人,人均产量96公斤左右。浙江也是粮食消费大省,公开的报道显示,浙江每年粮食输入数量占粮食消费量的半数左右。
  除了直接调运的粮食之外,肉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梅旭荣解释,“养殖禽畜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南方市场上有大量的鲜肉。这些肉类产品,或许是南方本地养殖的,但饲料中,同样有来自北方的粮食。”
  比较优势,是北方产粮区的机会吗
  浙江舟山港,是北粮南运的承接港口之一,在这里,每个月吞吐的粮食数量达到近百万吨,仅2021年1月至5月,舟山港吞吐粮食数量就达到466.45万吨。类似的粮食承接港,还有福建漳州招商局码头、广东黄埔港等。
  南方粮食为何越来越少?有观点认为,北粮南运格局的形成,是市场优化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
  事实上,粮食的南下,确实给许多北方产粮区带来了农业产业发展的机遇。比如黑龙江这个中国最北的省份,据黑龙江发布的全省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1年,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为14879.2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460亿元,占比接近一半。
  而在广东,全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为8369.00亿元,超过黑龙江,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中,不到0.07%。
  “从有益的方面看,粮食生产区的变化,使得不同区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发展不同的产业。比如南方,更多种植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河南、河北、东北等,拥有广袤的平原,采用机械化的方式种植粮食更有优势。”
  然而,比较优势真的是粮食主产区的机会吗?2021年,黑龙江GDP只有广东大约十分之一。
  “北方的经济不能一直比南方差,这不应该成为规律。”梅旭荣说。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经济差距的形成,也并非只有市场因素,钟钰表示,“粮食主产区保障了全国的粮食安全,但承担了经济跟不上、工业化慢等机会成本。”
  北粮南运,运去的不仅仅是粮食
  2021年,我国实现粮食18连丰,粮食产量超过13.6万亿斤。然而,丰收的背后,是粮食产区资源环境的超负荷利用。尤其是北方粮食主产区,土壤退化、地下水超采等问题严重。
  众所周知,北方地区普遍干旱缺水,而生产粮食需要大量的水。梅旭荣解释,在中国农业生产的版图上,秦岭、淮河昆仑山以北的旱作区,占国土面积的65%,耕地面积的56%,但水资源只有19%。更重要的是,这个区域,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其中旱地生产了全国43%的粮食。
  在粮食生产中,有一个名为“虚拟水”的概念,即凝结在产品和服务中的虚拟水量。
  “从数据上看,我国几个重要的南水北调工程,每年可以从南方调300亿立方米的水,但北粮南运中,每年从北方带到南方的虚拟水达到500亿立方米-60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缺水的北方,在不断地为不缺水的南方生产粮食。”
  吨粮千方水,这是一句农业生产中的俗语,意为每生产1吨粮食,都要消耗1千立方米的水。事实上,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一消耗正在减少。梅旭荣告诉记者,当前我国旱地农业中的自然降水利用率提升到了65%,“我们的示范区中,甚至可以达到70%以上,吨粮耗水平均为500立方米-600立方米,甚至可低至300立方米,远比全球平均先进水平要高。但即便如此,水资源的匮乏,仍是我国农业生产中最大的难题之一。”
  除了虚拟水,还有大量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也随着北粮南运转移到南方,这同样加剧了北方土壤肥力的下降。以黑土地为例,原本肥沃的黑土地,正在快速退化。在黑龙江绥化,一位村书记告诉记者,现在的黑土地,不上化肥,玉米只能长1米多高。而在五常大米的产地,当地农民告诉记者,原本的黑土地,现在已经成黄土地了。
  北粮南运,还可能给未来的碳中和带来压力。梅旭荣介绍,大规模地调运粮食,会带来碳足迹的变化。从生态可持续的角度看,北方长期向南方运输粮食,也就意味着南方在向北方持续输出碳排放。
  粮食自给,正在接近危险的红线
  多个省市粮食自给率的不足,正在影响着全国粮食安全的保障。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进口粮食数量达到1.6亿吨。尽管小麦和水稻两大口粮可以完全自给,但从总的粮食需求看,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正在降低,“总的粮食自给率已经逼近80%的底线了,对一个大国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粮食安全是大国基石,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依赖外部实现粮食安全。中国是人口大国,14亿人的饭碗,不可能依靠外部保障,“进口比例如果过高,进口的粮食买顺手,吃顺嘴,离不了,会很麻烦,一旦断供,就非常危险。”梅旭荣说。
  粮食安全也是保障未来的基础,所以粮食问题,从来都不只是经济问题。钟钰介绍,美国大体每5年修订一次农业法案,通过各种方式扶持粮食种植,其他各国也都类似。不太可能完全通过市场调配资源的方式,实现粮食的稳产增产,“事实上,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更大的可能是,谁都不愿意种粮食。”
  “南方种粮越来越少,北方不堪重负,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梅旭荣说,“这也是今年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的原因。这是强国政策,是大国基石。”
  守住底线,粮食问题不能纯靠市场思维
  北粮南运,南北产销的差异,渐渐显现出背后的忧患。如何未雨绸缪,改变粮食格局不平衡的现象?
  “要有底线思维。”梅旭荣说,“各个区域,对粮食生产的要素,都要加强保护,包括耕地、水资源等,比如说各个区域要给粮食自给率划底线,包括生鲜蔬菜等,也要有最低保障线,比如30%。”
  国内不同区域的自给率提升,对粮食输入的需求降低,同样也意味着进口依赖将会降低,“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光用经济学的思维去考虑粮食问题,更不能认为粮食问题就是市场问题。事实上,粮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当前我国粮食生产过度集中在北方,出现风险和波动的可能会更大。尤其对南方来说,不能把经济安全和粮食安全对立起来,这两者并不是矛盾的,不是非此即彼的。”
  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钟钰认为,这其实也是在保护各地的粮食生产。
  “党政同责,怎么落实,今年一号文件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述。”钟钰说,“这对加强粮食安全的保障是有益的。粮食安全过去一直在强调,但在具体的推进层面,还存在可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在未来,还需要严格考核,做到的,该奖就奖,做不到的,该罚就罚。通过严格考核、独立评估、信息反馈、社会公开等措施,让各个地方的粮食生产,真正得到有效的提升。”
(来源:新京报 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