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万里伟业 杨万兴回忆录》。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缺粮时期，杨万兴同志担任着山东省粮食厅计划处长的重要职务，战斗在调粮、保供第一线，杨万兴和他的同事殚精竭虑，为让人民群众吃上饭和吃上饱饭做出了特殊奉献。抚今追昔，不缺粮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吃得饱转为吃得好的新时代，爱惜粮食、节粮减损仍是美德！仓廪实，天下安，老一代粮食工作者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的崇高风范激励着我们粮食人一代一代接续奋斗，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让大国粮仓根基更牢。96岁高龄的杨万兴同志刚刚离我们而去，他的事业永存，精神不朽！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的粮食机构是行政和企业分设的。1951年10月22日省粮食局改名为省财政厅粮食局。山东省粮食公司1950年2月成立，行政上受省工商部领导。1952年10月30日，山东省财政厅粮食局和山东省粮食公司撤销，合并为山东省粮食厅。
粮食厅是政企合一机构，行政上受省人民政府领导，业务上受粮食部领导。粮食厅的工作范围是：贯彻执行国家的粮油方针政策，掌握粮油征购、销售、经营；负责接收征购粮油入库和库存粮油保管、调运；负责种子调剂和优良品种供应，帮助社会做好粮食保管；负责对军队、机关、团体、工矿区、城市、经济作物区、受灾缺粮区人民的粮油供应和生活安排，以及粮油票发放使用；掌握和稳定粮油价格；加强粮油市场管理，开展议 价粮油购销；负责粮油仓库建设及仓库维修管理；掌握粮油产销调查和计划统计；管理粮食油料加工；负责机关内部和粮食系统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管理。
粮食厅的内部机构设置是1室9处，我在秘书室工作（当时我和刘毅、李言、朱文连、王书卿同志在一起，都是当秘书），1955年3月4日，省粮食厅进行内部机构调整，成立农村购销处，我从秘书室调到农村购销处，任正处级秘书。1959年10月，我又被调到计划处任处长。具体参与了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城镇粮油计划供应等政策办法的制定和执行。一直到1965年5月去济宁市人民政府工作为止。
我记得1957年，我在山东省粮食厅购销处任副处长时，上级给我们派来了位干部，任购销科的副科长，他叫施泽凡，他的行政级别是14级。当时购销处长田立兴是15级，副处长杨万兴是16级。为什么一个副科长的级别是14级呢？后来才知道，他是原国民党国防部的少将部员，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训班副主任，康泽是主任。蒋介石在视察特训班时，曾赞赏他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对于他的详细历史情况属于上级掌握）。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在解放上海前夕，他没有跟随国民党去台湾。
而是在上海解放后，他到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注册。后被分配来山东省粮食厅购销处工作。
施则凡有个姐姐，是国民党时期的“民国奇女子”，她名叫施剑翘，原名叫施谷兰。他还有个妹妹叫施忍兰， 当时在美国当医生。施剑翘在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佛教居士林， 她只身一人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枪，刺杀了大军阀孙传芳，一时名声大噪。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是为父报仇。施剑翘之父施从滨， 是军阀张宗昌手下的得力干将， 在张宗昌与孙传芳的军阀混战中被孙传芳俘虏，而后被杀身亡，并暴尸徐州城门外。成功刺杀孙传芳后，施剑翘选择了投案自首。后由社会各界的声援和舆论的支持，于1936年10月被国民政府特赦出狱。
出狱后，施剑翘来到昆明 变身为旁听“西南联大”国文课的一位普通旁听生。人们说：施剑翘她为人温文尔雅，课间爱与同学们聊天 谈笑风生，显得非常随和，让人完全看不出她曾经是个置身生死于度外，只身刺杀一代枭雄孙传芳的女英雄。施剑翘当时是位30岁出头、 体态丰盈的大姐，成了西南联大一国文课上的常客。她听课风雨无阻， 听得非常认真，还坚持每堂课都做笔记。1957年下半年的一天，施则凡突然带有展示性的对我说 他的姐姐施剑翘，最近曾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还赠送给她人民币1000元钱的生活费。施剑翘为了让她弟弟施则凡，也分享毛主席对他们家恩惠，又给他寄来了500元钱，他还拿出这500元钱让我看。我只好祝贺毛主席赐给他们家的欢乐。
1950年至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但此时由于市场上的粮商粮贩和某些商人争购粮食，拥有较多商品粮的富裕衣民，也待价惜售，乃至购存粮食。国家不能收购足够的粮食进行调节分配，购销矛盾日渐明显。因此在1953年10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中央随即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颁发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规定了实施办法，粮食计划收购即在全国和山东各地展开。经过广泛深入地动员，实行计划收购政策的第一年(1953年7月至1954年6月），全省共征购粮食21.2亿公斤，是建国后4年内征购量最大的一年。
粮食征购的内容，是将农村生产粮食的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将自己多余的粮食售给国家。即将农民生产的粮食，先缴纳公粮（即农业税）、再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后，将余粮售给国家，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实际产量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农民与国家争论的焦点是产量的多少。没有准确的产量，就计算不出余粮，没有准确的余粮数字，就会出现该征购的没有购足；该少购的而多购了等问题，影响国家征购政策的正确执行。
为此，从1964年夏粮征购开始，国家重视和加强了对实际产量的调查，为合理分配和调整征购任务打好基础。除及时调查夏粮品种、生产和管理情况外，在收获前后四个月内， 主要以三种方式调查分析产量：（一）自省到县逐级组织调查组， 由负责人带领巡查小麦的长势情况， 省调查组调查了80多个县， 地区调查组察看了大部分公社；（二）选定了100多个县600多个有代表性的生产队， 作为固定基点， 进行典型调查，从生产期、收获期、收获后三次调查统计产量；（三）收获开始，组织试打。这样点面结合， 反复调查研究， 使粮食的产量比较切合实际， 为合理规定和调整各地的征购任务，提供了可靠依据， 但与实际产量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961年我省夏粮生产， 遭到了历史上少有的严重干旱，小麦生长情况很差。为了查看旱情与产量， 5月下旬开始到6月下旬， 省财办主任赵宏弼同志与我乘苏联吉普车，先到聊城地区沿途观察小麦生产情况， 随后又到惠民、淄川、 昌滩、 烟台、 临沂、 泰安等地区， 跑遍70多个县区察看小麦生长情况， 我们发现除了烟台、 淄川等地的小麦长势稍微好一点外， 其余大部分县区的小麦， 都严重减产有的颗粒无收， 连小麦种子也收不回来， 昌滩地区的青州县，小麦长得只有3、 4寸高， 虽然秸杆枝叶都有， 但没有麦粒，有的麦粒长得像苍蝇头一样， 整个麦田的地皮都是白哗哗的一片。因此各地区上报的夏季小麦产量全省只有29亿斤， 比1960年的57亿斤减少了28亿斤。为我省历史上小麦产量最低的一年。
为了安排当年的群众生活， 确定山东省的粮食调拨任务。7、 8月间， 中共中央华东局， 在济南山东省交际处召开书记处会议， 让省委财贸工作部分管粮食工作的副部长朱永顺同志和我去汇报夏季小麦产量。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同志首先问：今年山东全省的小麦产量是多少？我说：“各地上报的产量是29亿斤左右，我们的调查统计也不超过30亿斤。＂柯庆施同志接着又问朱永顺部长，你觉得这个产量水平怎么样？朱部长回答说：“我们分析的产量，就像刚才杨万兴同志说的那个数差不多。柯庆施听后很不高兴的说：“如果你们两个都认为30亿差不多，那你们两个都是大傻瓜，都被人家欺骗了，实际产量决不会这么低”。这时我们就都不说话了。我就想：当时的高产风刮得有多么厉害，连一些高级领导同志，都受到了如此严重的影响。
在农村进行粮食征购，也必然会有农村粮食统销。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征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和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发布后，国家开始对农村实行粮食统销政策。统销的对象，主要是灾区缺粮农民、粮食产区的缺粮农民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缺粮农民。
1954年春开始，将农民的口粮水平降低了，对缺粮的农户，也要按照“先吃自己粮，后吃国家粮＂的原则，采取个人申报，民主评议，粮所批准，发证到户，按户供应的办法，由各地的粮管所凭证分期供应粮食。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对粮食的估产不实，导致了 “大购、大销”。加之各地普遍建立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造成粮食极大浪费，是扩大农村缺粮、增加粮食统销的又一重要原因。当年，尽管粮食丰收，农村粮食统销仍然达到13.09亿公斤，比1957年的大灾年还多销1.5亿公斤。
农村粮食大销，是许多地方粮食库存出现危机。到1959年的上半年，单县、巨野、鄄城、梁山四个县的粮食库存仅有十余天的可供量，少数粮店仅能维持3、4天的供应。导致一方面不得不压缩销量，另一方面又逼迫省里必须给它们紧急调入粮食，补充库存，确保供应。当时烟台地区的粮食库存较为富裕，我就打电话给烟台地区粮食局长王天民同志，要求他们再调出些粮食支援其他地区。他态度十分强硬地说：烟台现在已无粮外调。我说：请你们扫扫仓库底子也得向外调一些。他说：再扫仓库底子全是土，也没有粮食。我说你们再不调，我们只好报告省政府和省委了。他把我说的话告诉了烟台地委书记李文同志，李文直接给我来电话说：老杨你老家是掖县，怎么对家乡一点都不照顾，让烟台地区调出这么多粮食。
我说：烟台调出的粮食多、对全省的贡献大，所以省政府和省委确定要烟台再调出一些。他说：省委确定的任务，也是你这个计划处长当的“二宝神”，提出的意见。但最后他们还是又调出了一些粮食，缓解了部分地方粮食库存的紧张状况。
1960--1962年连续遭受自然灾害，资源不丰富，粮食产量下降，社员生活困难。1962年全省农村社员人均口粮只有114公斤。因粮食资源不丰富，国家无足够的粮食安排统销。1960年全省粮食统销由上年的12.12亿斤猛减至6.6亿公斤。1962年也只销到7.52亿公斤。所以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必须把安排好农村社员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抓。
1962年9月我和省委组织部一位处长一起，跟随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刘格平同志，到汶上县、东平县和菏泽地区去检查农村社员生活安排情况。去到东平县时，刘格平书记问县委书记刘绍亭(1964年调他到掖县任县委书记），你们县今年的粮食生产是多少，社员留下口粮、 种子、饲料后，还需要国家统销多少粮食。但该书记竟然回答不出来。刘格平很生气的说，把社员生活安排好，是当前各级党委抓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你怎么还心中无数呢？对他提出了批评，同时他让我说说该县当年的粮食产、购、 销情况后，他更加生气的批评了该县的县委书记。
我们到达菏泽后，他又重提出东平的事，并要求地委认真检查一下，其他县、市对农村社员生活的安排情况，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在我们从菏泽回济宁的路上，正逢天气不好， 还下着濛濛细雨，但却看到巨野县的社员还在地里刨地瓜，刘书记感到奇怪，他让我下车去问问是什么情况？当我到地里去问社员时，他们说：现在庄稼什么也没有了，还只有这么一点地瓜，生产队分给我们作为全年的口粮，下雨天不刨，都烂在地里了，那就一点吃的也没有了。据此，刘书记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到达济宁地委后，他又以巨野县为例，更加突出的提出了农村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
闯关东去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北三省谋生，是旧中国待续时间最长、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活动。从清朝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贫苦百姓即有去关东谋生的历史。1960年山东的部分地区因灾情严重， 生活困难， 老百姓又重蹈祖辈 “ 闯关东” 之路，山东省汶上县的城关、 军屯等公社有三批移民， 经乘坐三列火车，奔赴辽宁省清原县，英额门公社孤山于大队安家落户。这也不愧是山东重灾地区人民， 渡过灾荒的一项主要措施。
其实， 济宁地区和济宁市历来有向东北移民的历史， 1956年3月按照山东省人委的指示，从济宁市、 邹县、 金乡、嘉祥 、 泗水、 汶上、 曲阜、 滕县、 峄县等市、 县动员了20984名青壮年，分三批去黑龙江省的富裕、 克山、 肇江、肇江、 密山、 集贤等县的垦区安家落户， 并建立了66个新村，每村平均有318人，在那里垦荒种地， 发展农业生产，解决那里地多人少，土地荒芜等问题。济宁市财办主任马飞霞同志，就是那一批被动员去黑龙江的女青年。后被分配到克山县涌泉区任妇联主任， 还到该县北联区任过妇联主任。1961年11月她又被调回济宁市任市烟糖公司股长，后任济宁市财办主任。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 山东省的粮食经营是购大于销， 五年共收购粮食251.03亿斤， 销售 204.04亿斤， 购大于销46.99亿斤， 粮食净调出4.76亿斤。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则是销大于购， 五年共收购粮食237.48亿斤， 销售粮食255.79亿斤， 销大于购18.31亿斤。粮食净调入6.43亿斤。其中1960年调入3.16 亿斤，1961年调入2.65亿斤。1962年由于山东灾情严重，为了切实安排好农村社员生活， 我们要求粮食部给调入3亿斤，粮食部陈国栋部长认为：山东要求调入的太多不能解决，并且报告李先念副总理， 提报党中央决定。
因此， 在1962年6月，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再次讨论全国各地的粮食调拨问题时，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同志 让省粮食厅长李仲铭和我， 立即去北戴河汇报要求调入粮食3亿斤的理由和根据， 谭启龙书记根据我们汇报的意见，他在会议上向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提出了这个要求。
但在这次会议召开的过程中， 毛主席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他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 是波浪式的， 时起时伏的， 有时斗争是很激烈的。办任何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 会议主要内容， 一下子转移到了全党都要抓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的思路教育和理论实践上来了。随后， 李先念副总理告诉谭启龙书记， 由于全国性的灾情， 全国的粮食购销难以平衡， 再给山东调入粮食确实有困难。因此谭启龙指示我们， 不要再向中央要粮食了， 回省后努力做好工作， 力争渡过灾荒。1962年我省净调入的粮食只有0.66亿斤， 比1960年少调入2.05亿斤。比1961年又减少了1.45亿斤。
在此期间， 各地都调减了统销标准。每人每天的口粮多在0.2-0.4公斤之间。菏泽地区1961-1963年连续3年粮食年度统销后的人均口粮在120公斤以下(119公斤、118公斤、117公斤）。青岛市1961年对蔬菜生产队， 每人每天口粮0.4公斤；对果园生产队每人每天口粮0.3公斤。对副业生产队的粮食供应0.4公斤。到1963年以后， 才逐步恢复到全年180公斤的口粮标准。
1960-1962年由于全国性的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下降，社员生活困难，因粮食生产不足，国家无足够的粮食安排统销。1962年在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 研究如何加快恢复粮食生产，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成为这次会议各级领导都十分关注的焦点，大会让各地以省为单位，提出恢复粮食生产的时间表和加强粮食生产的有力措施。这次会议由省粮食厅长李仲铭、计划处长我去参加的，省农业厅由厅长陈挺和计划处长王超同志参加的。
鉴于这几年水土严重流失，生产管理比较荒芜，土地脊背、肥力不足。使农、粮两家入会人员，在粮食生产恢复的时间和产量高低上，认识不够一致。农业厅的同志，针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上述现象，认为对生产恢复的时间，不能过于乐观，最少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和达到受灾前的水平。粮食厅的同志认为，虽然当前存在上述不利因素，但由于农民群众遭受近几年忍饥挨饿的痛苦，他们中蕴藏着努力发展生产和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极大积极性，加上今后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采取保护粮食生产的有力措施，很有可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即可能将粮食生产恢复到受灾前的水平。
实践证明：到1965年确实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山东的粮食生产即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达到266.4亿斤，比1962年的182亿斤，增加了84.4亿斤。农村社员集体分配口粮全年每人平均154公斤。当年全省农村粮食统销降到7.04亿公斤，比上年减少5亿公斤。粮食丰收社员集体分配口粮增加，是农村粮食统销减少的主要原因。在粮食形势好转的情况下，1969年周恩来总理在粮食工作改革的5点指示中，要求：“逐步做到衣村基本只购不销粮食。” 到1972年全省已有28个县、498个公社实现了农村基本只购不销。其中，烟台地区90%的生产队对国家有贡献，5%的生产队做到了粮食自给。还吃国家统销的，包括渔民、 菜民、果农和库区居民在内，仅占5%左右。胶南县连续三年实现农村只购不销。
1960年到1962年，由于全国性的灾情，粮食产量严重减少，国家虽然采取各种措施调剂余缺，平衡供应，但仍有很大困难。因此，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不得不密秘的进口一些粮食，弥补国家的粮食不足。从新中国成立到 1960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而从1961年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毅然决定大规模的进口粮食。决心之大、 行动之块、突破禁区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1960年底经过陈云同志考察，他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1961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李先念在信的末尾提出：“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周恩来于12月5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 ”。
中央下了很大决心，我国不仅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国家进口粮食，还通过第三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并主动向苏联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这在当时中美处于敌对关系，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实属不易。美国是世界上粮食市场最大的供应国，粮价也较低。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也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 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
陈云同志考虑到国家的宝贵外汇应当发挥最大的作用，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的粮食也通过转口进入中国。1961年，中国还曾主动向苏联提出进口粮食的要求，尽管因苏联的粮食也有困难， 但还是以借用方式从苏联周转到粮食应急。1961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80多万吨，扣除出口部分，净进口440万吨以上，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
从1961年到 2014年， 已过去了53年，半个多世纪了， 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究竞如何？
2015年1月29日，济南日报报导：中国三大主粮净进口已呈常态化。国家统计局的公告显示，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同比增长2.1%, 实现了自2004年以来的十年连增。然而，这一系列 “丰盈 ”数字背后，却是连年 “ 缺粮 ” 的事实。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除2008、2009年的粮产略大于需求，其余年份中国粮食缺口不断增大。目前，中国三大主粮的净进口（进口数大于出口数）已常态化，过去三年中，玉米、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都在翻倍增长。
中国的玉米进口2012年达到520.7万吨，小麦进口达368.9万吨，大米则达到231.6万吨（总数已达1121.2万吨）。到2012年底，粮食自给率已跌破90%。此外，由于中国将大豆纳入粮食统计口径，粮食自给率被进一步拉低，这意味着，实际上中国粮食自给率可能要低得多。其实，在全球粮食市场化的背景下，世界上许多国，无法依靠自己实现“手中有粮”，但却能够做到“心中不谎”。在耕地不断被消耗、粮食生产成本逐渐增加的情况下，粮食单纯依赖国产日益变得成本高昂且不现实。如何优化国内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借助海外资源，在粮食安全方面增加更多的政策灵活性，或许超越了95%这一数字红线本身的意义。
粮食调拨，是粮食工作在经营领域的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的粮油调拨是按计划组织进行的。
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后，全国省与省之间，全省地区与地 区之间，为了平衡余缺，而出现大量的粮油调拨任务，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十分重视。60年代，山东省有两次紧急调粮。第一次在1960—1962年自然灾害期间。全省共从省外调入的粮食11.08亿公斤，其中德州、惠民、聊城三个重灾区净调入10.62亿公斤。3年中，全省6月底的陈粮库存平均只有2.29亿公斤。其中1961年底陈粮库存仅有2.09亿公斤。这些粮食分存在全省3000多个粮所和粮站中， 有的粮所和粮站的库存量只有几万斤，经常处于供应紧张状态，他们就不得不向地区或者省里紧急呼吁，要求紧急调入粮食充实库存，保证供应。由于粮所、粮站都存量不多，省粮食厅只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今天从你这里调出，明天再从别处调给你的办法，以解燃眉之急。
由于都存量不多，所以，惜调、不调、或拒绝调出的情况经常发生。为此，196年中共山东省委成立了粮油调运指挥部，由山东省委秘书长李子超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杨希文分别担任指挥和副指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省人民政府大院内，由我任办公室主任。由粮食厅统筹粮源，提出调拨任务意见。经省领导同意后，再以省委或省政府的名义，以密码电报的形式，发往有关调出或调入地区的地委、 行署执行。这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否则，若以粮食厅的名义，根本是完不成粮食调拨任务的。
据悉：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1959年，四川有80多个县，受灾严重，粮食产量骤减60亿斤。1960年四川省委书记和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往外多调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拨粮食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然而在一次中央召集讨论粮食调拨的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中央催调粮食心急如焚，四川则说无粮外调。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写信给李先念，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但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仍然给四川下达了，必须按期突击完成调粮的命令。
1961年春，中央粮食部，为了鼓励四川省，积极向外调粮，让粮食调入省份，亲身体验调出地区的交通不便，运粮艰难。同时，也是为了表扬四川按时完成中央调粮计划的经验．刻意安排在四川省万县地区，召开了全国第八次粮食调拨会议，该会议由中央粮食部，调运司司长田扶主持，（他于1929年在曲阜第二师范学校上学时，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他曾参加演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子见南子》话剧， 随后该话剧酿成为大案。）由全国各、省市粮食厅（局）计划处长、调运处长参加。当年我率我省各地市的计划科长、 调运科长共2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都亲自深入到“死角粮”调出的地方去观察，这些地方全都是山区，没有大路可走，全部是弯弯曲曲的人行小道，一不小心人就会掉到山沟里去，从这些地方往外调粮，都是人用背婆往外背， 要用驴子往外运都很困难。使与会人员亲眼看到在三年困难时期， 四川人民大力外调粮食，支援全国城乡人民有饭吃。
到会同志都非常感谢李井泉同志和中共四川省委， 刻苦自己， 顾全大局，支援全国的高尚风格。所以， 在1965年， 毛泽东在听取李井泉汇报粮食问题时， 评价他：“只懂得大公无私， 不懂得大公里还有私” 。这是最高领袖对一位无比忠诚的省委书记的最好的评价。
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调拨， 不仅在省与省之间相当艰难，在山东省省内和省外， 从事催调粮食的干部， 即有几百人之多。即使在一个省内，也是任务非常繁重， 情况非常复杂， 矛盾非常突出。
特别是在1960年、 1961年底，当年底陈粮库存只有2.29公斤和2.09亿公斤时， 都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调拨。由于调拨批量很小（通常是几千斤到几万斤）， 任务要求紧急，速度要求快， 否则，就起不到紧急支援的作用。如此批量较小的粮食调拨， 在省内几乎是遍地开花， 单纯依靠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往往是递不上运输计划， 即使递上了运输计划，也无车辆运输， 造成粮所、粮站无粮可供、社员无米下锅的状况。无奈之中， 省粮食厅报告省人民政府， 经邓辰西、李予昂两位副首长批准，省粮食厅独自成立了直辖的汽车运输队， 购置了50辆苏联制造的 “吉尔 ”大卡车和100辆拖车， 自己负责全省的“小额 ” （即小批量）粮食运输，这样做调动灵活，使用方便， 运输及时，初步解决了当时小额调粮的困难。
当时汽车队由计划处管理， 在口粮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运粮汽车司机是允许吃饱饭的。有一次我到平邑县去检查汽车队的运粮情况， 正逢司机们在吃中午饭。他们就说：“处长，这次逢巧你赶上我们吃饭，你也跟我们沾点光， 吃顿饱饭吧。”我说：“那可不行， 准许你们吃饱饭是国家的规定，我可没有这个待遇， 我还得回去吃我的每天6大两。” 谈完工作后，我便回到县粮食局食堂，吃我的定量午餐。当时全国和全省的粮食干部和职工， 就是这样严格遵守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城乡人口口粮标准、 忍饥挨饿、 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说我国人民，有三年渡过灾荒的经验，今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克服。
1962年4月下旬， 国务院为了平衡全国的粮食产销余缺和调拨， 召开了各省分管财贸工作的副首长、粮食厅长和计划处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各省提出的粮食外调计划，大大低于各调入省要求调入的数字，而且相当悬殊。如山东省全年要求调入粮食6亿斤。中央只答应调给2亿斤。到年终虽然给调入了1.84亿斤， 其中还要山东省调出的品种调剂粮是1.24亿斤， 全年实绩净调入的只有0.6亿斤。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出来讲话， 他强调由于全国灾情严重，粮食减产较大，即使现在中央已答应调给各省的粮食，也难以如数完成，各省一定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要确保京、津、沪的调入任务的完成。并希望各大区自己在区内做些适当的调剂和平衡。
会议结束时， 适逢196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为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 , 1962年5月1日晚8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晚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委员会， 特邀请这次与会人员参加晚会。其中副省长级领导同志都登上了天安门， 粮食厅长和计划处长， 则到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参加。当时我的请柬是 “凭柬入东一台” 。参加观礼台的都是全国各个行业的劳动英雄、 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除此外则多是与中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外国使节、 外交官员及他们的夫人等，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国内，见到这么多的外国人。所有在观礼台上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都彬彬有礼，友谊相处，愉快的度过了良宵佳节， 至今使我回味无穷， 一生都难以忘怀。
1962年6月5日，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华东局委员（扩大）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罗瑞卿，华东局的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同时，还扩大到各省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书记、副省长、粮食厅长、计划处长。山东省的入会人员， 即谭启龙第一书记，裴孟飞副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栗再温，粮食厅长李仲铭和我。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务院周总理的要求，再进一步平衡落实全国已确定的粮食调拨计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他是我国唯一见到过列宁的人）在会议上作报告， 他要求各有调出任务的省一定要顾全大局，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支援国家。特别是对江苏、 江西、浙江等省，除要尽力完成国家的调拨任务外，还要尽力支援一下像山东、安徽等一些比较困难的省份。在柯老苦口婆心的动员下，各省都接受了国家已安排的调拨计划，终于实现了这种张紧而又艰苦的再平衡，使这次会议较好的完成了国务院安排的调拨任务。
1962年上半年是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狂的时期，我们国家和军队也充分做好了备战的准备，一旦敌人敢来侵犯，我们就及时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罗瑞卿副总参谋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议上说：我们得到的情报表明， 近几天敌人就有侵犯的可能，我们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会议进行中的一天上午，会议刚开始，我国有关方面接到了台湾新的情报，说：“婚礼上午十时开始，各参加人员要按时参加，不要延误。”我方认为这可能是敌人要进犯的信号。扩大会议立即休会，静待情况的发生，以便充分做好斗争的准备。但时间是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直等到下午，也未见敌人有进犯的行动。估计是敌情又有了新的变故。蒋介石从1949年到1969年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叫喊了二十年，也未实现他的黄粱美梦。
这次会议结束后，我们与会人员，趁星期天参观和游览了上海市最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及四大百货公司，还到上海闵行新开发区参观游览，当时这个新区的建设，是超前按现代化的要求进行布局的，特别是在商业、居民集中的地方，都考虑到了商业网点、文化教育、医疗设施、交通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和配备，为各地的新开发区建设提供了样板。
我和郑象成同志(1924年8月生人），从1949年开始即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工商部一个单位里工作。那时他在工商部的进出口部，我在工商部的贸易总公司。1952年他去周村粮食公司任职，他从周村调回济南后，一直到1965年，我们俩又一起同在山东省粮食厅计划处工作，前后有15个年头，那时我在计划处当处长，他在计划处当副处长。1978年6月他又担任粮食厅工业处处长，1980年9月又被调任山东省建设银行副行长。他比我大3岁，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工作协调，配合默契，互尊互让，以礼相待。成为粮食厅机关各处室间，紧密团结，合作共事，作风扎实，工作优良的典型，很受厅领导的赞尝。
他在日常工作中真的像个兄长一样照顾我、关心我和帮助我。对于处里的工作，他都是争先恐后，勇于担当， 愿挑重担，宁揽不推，大胆负责。他的认真学习，平等待人，不耻下问，关心别人，严于律己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更是深深的感染着我和激励着我， 使我学到了他的好思想 、好品德和好作风。他的领导工作风格是：谦虚谨慎，职责分明，既认真负责，又从不抢先。伙伴意识和助手作用，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恰如其分，他营造的整个工作氛围，使我感到非常顺心、顺手和顺利。
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我国遭受到全国性的自然灾害，粮食作物严重减产，使城乡人民的口粮水平骤然下降，不少灾区人民的口粮每人每天只能供应4-6两粮食。因为国家的粮食库存大量减少，多数地区粮管所和粮店，出现供应危机，要求省里给他们紧急调入粮食， 以应急需。在此情况下，计划处的工作，常年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全处同志都在不分昼夜地为安排计划，调拨粮食，确保供应，严防脱销而奔忙和操劳。但由于我和郑象成两人，是强强组合，工作得力，加上全处同志的共同艰苦奋斗，终于能化险为夷。圆满的完成了计划处应担当的各项工作任务。对厅里的整个工作，也起到了应有的助手和参谋作用，受到了厅领导的好评，还数次获得优胜单位的称号。
他在家庭生活中，也是情操高尚，善举很多。他孝敬父母，关爱弟妹， 夫妻恩爱，教养子女。从1958年起他就把母亲接到粮食厅宿舍与他一起居住，他独自瞻养母亲，不用弟妹们分心。他母亲的一日三飨，衣食住行，卫生健康，他都侍奉得非常周全，整整伺奉了三十个年头，直到1988年母亲去世，他给老人养老送终为止。他弟兄2人、姐妹5人，他为长子。
他的3妹郑梅生，因在农村务衣，孩子多生活困难，他就经常给她捎钱、捎物给予帮助。常常感动得梅生热泪盈眶，衷心感谢大哥对她的关心。他与妻子赵波十分恩爱，他们是鸳鸯匹配，更恩爱有加。他非常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妻子，在一生中他们共同做到了：“白发同偕百岁，红心共映千秋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2003年8月，因心脏病猝死，不得不突然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妻子和儿女。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关心，既按照社会主义新的道德教育规范，又继承了“诗书传家地，忠孝双周全”的优良传统，使子女们能健康的成长、成人和成才。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四有”人才，使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此，我还要简单叙述一下，我与他的二弟郑伟民（他原叫郑象本丿的关系。
郑伟民是莱州市路宿郑家村人。1926年12月出生，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掖县沿海区区长，潍坊市委工业部长，潍坊市委书记，1971年11月任省计委副主任，1977年10月任济宁地委书记、地革委主任， 1983年3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 1986年5月当选山东省政协副主席。2008年10月12日在济南逝世，享年82岁。
我与郑伟民同志的工作关系也很好，我们俩既是同村，又是同事。从他在潍坊市工作时， 我们即有工作上的互动。1962年由我主持召开的，山东省全省粮食计划工作会议，就是在他的邀请下，安排到潍坊市召开的。他除对会议召开给予大力支持外， 亲自到会表示欢迎和祝贺， 要求潍坊市的粮食部门，借此会议的良好机遇，切实做好粮食计划工作，以推动全市粮食工作的前进和发展。1977年3月他又被调到济宁工作，至1983年3月他离开济宁市，我们又同在一起工作了六个多年头。在此期间他对我的支持帮助都是很大的。
他在主持济宁地委工作期间，大力组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习讨论，敢于冲破“两个凡是”框框，积极抓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推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郑伟民同志，他自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顾全大局，作风民主，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光明磊落。他自觉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从不谋私。他的二姐有三个孩子，他的三妹有四个孩子，都在农村劳动，多么希望他这个在外边当“官”的舅舅，能在城市里给他们找个工作，那怕每家给解决一个也好。但是，他始终都不答应这件事。
1975年他还在省计委工作时，正逢当年召开全省的计划工作会议，济宁地革委生产指挥部，派一名担任副指挥的军代表参加。在会议期间，当他得知这个情况后，就主动提出可以帮他在济宁市安排个“临时工”的工作，所以就把他二姐的儿子张本山，安排到济宁市粮食局的粮库工作。虽然这是他在“临秋末晚”时候，办了唯一的这么一件事。但事又逢巧：1976年在全国开展了反对不正之风和反对“走后门”的活动。借此，郑伟民立即在省计委大院里，贴出了大字报，作了深刻检讨，并表示立即写信告诉他的外甥，让他马上回农村老家。
他的外甥到此信后，即到我家向我告辞。当时我想：他在这里已经当了一年多的“临时工”，而且在工作上表现的不错，这样的“临时工”可以继续干下去。所以我对他说：你二舅已经写了大字报，纠正了他的错误。现在是我作主，你不要回家了，我再给市粮食局长打个电话，让他把你留下来，继续工作就行啦。当时感动得张本山热泪盈眶，动情之处难以语言表达。他说：你不是我的亲二舅（因我也排行第二），但是比我的亲二舅还亲。我亲二舅未能办成的事，你这个不是亲二舅的给我办成了，对你的恩情我永远忘不了。随后，他由“临时工”转为了正式工，并在济宁市结婚生子，现在已调到滩坊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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