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内参》发表李江宁文章：短期刺激政策与长期结构调整能否结合？

财经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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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改革或结构调整是否有矛盾？这在过去的几十年基本上不是问题。大家都认为是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是辅助性的。包括农村大包干改革、企业放权让利改革、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国有大企业股份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税改、房改、医改等等。但面对中国经济最近十年左右从高速到中速的回落（以往的高速发展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特别是疫情以来的大幅度下滑，使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了。2024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是一个重要标志，即政策转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与更加积极（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财政政策。之前的主基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24年9月下旬“增量”政策出台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亮色”，如股市有所回升，房地产有止跌回稳的迹象，科创性企业继续有好的发展，出口增长速度较快等等。但总体经济并没有出现立竿见影的大幅度改变（与2008年的四万亿政策比较）。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包括时间还短，疫情的“疤痕效应”，外部国际环境的不确定。还有很多非经济因素，如中央一再痛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权保护不力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等等……我这里主要讲的是对短期刺激政策与此前结构调整关系理解不到位，也是影响“增量政策”落实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和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中国目前的经济学家绝大部分都是市场经济派的。但在看待具体问题上，实际上还是表现出很大区别的。有一派“原生派经济学家”（命名不一定合适），信奉“无形的手”，对政府的各种干预基本上都反对，包括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让很多人非常尊重的张维迎先生和许小年先生。还有一些和张、许两位先生观点较为接近的经济学家一开始也不太赞成实行扩张性政策，担心大水漫灌之后又是一地鸡毛。在中央政策明确转向后，他们又主张刺激政策应该与结构调整相结合。比较典型的观点是应该与调整国民经济分配结构结合：与OECD国家比较，我国的国民收入中国家、企业所占比重明显过高，居民收入比重明显太低；而且近些年也没有改进。当前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不足。因此更应该从调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改革入手。还有很多人主张与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改革入手，让人们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应该说主张结合的经济学家占了多数，虽然具体观点并不相同。明确认为刺激政策与结构调整两者之间有一定矛盾的几乎没有。

而我认为短期刺激政策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有一定的矛盾性。首先两者的目标并不相同。短期刺激政策的目标是促使经济的止跌回升；长期结构调整的目标是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公平、公正等等。其次部分当前刺激政策甚至还可能造成长期结构调整的劣化，如寅吃卯粮、道德风险、负债率上升、产能过剩等等。当然也有很多是可以结合的。如特别国债对“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投入、科创型企业的发展、保障型住房和城市更新改造的支持等等。还有一部分是可以结合但必须慎重缓慢推进。如公职人员工资、失业、养老、医疗、教育改革，包括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属于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如养老金统筹层次提高和水平提高，就涉及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且要考虑今后几十年经济发展水平和支撑能力，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考虑到延迟退休年龄等等。其他收入分配问题也是这样，一定要瞻前顾后，不可一蹴而就。但也不是一定不能结合一下，例如公职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原来就有计划）、失业金的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费的发放等等。还有一部分，长期看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的改革，短期内绝对不能推出。例如遗产税，现在民营企业家已经是人心惶惶，遗产税如此时出台将会对他们形成新的打击。房地产税现在也不能推出，房地产已经是哀鸿遍野了，任何利空的政策都不应该再出台。

经济学家的观点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一定的影响。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各级政府。其实早在几年前中央就已经出台了若干保稳定、保增长的政策了；但有关方面各自推出的一些政策却在无意中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房地产企业贷款“三条红线”、控制学科类培训、平台类企业反垄断、严格限制碳排放等。不是说这些政策目标不对，而是说它们出台的时机和力度有所欠缺。为此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意提出“把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但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解决。例如财政部门前些日子还在坚持“过紧日子”的提法。面对经济下滑，企业可以自己说过紧日子，居民可以说过紧日子。政府绝对不能再说过紧日子啦。这就是“预期管理”，政府越说过紧日子，整个社会日子就会真的越过越紧。还有几个月前某地方税务部门对企业倒查20年，罚的企业一下子就无法生存了；也是和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典型。还有部分地方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跨地域对民营企业家远洋捕捞就更恶劣了。

以上分析表明，短期刺激政策与长期结构调整是可以有部分不一致的地方的。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各个国家的通行做法。疫情期间，美国实行了无限量QE，向居民直接发现金，导致了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短期刺激政策，美国经济可能会更糟糕，老百姓的日子可能会更难过。短期与长期，实际上也是两弊相较取其轻。不可能两全其美，也不可能既要又要。日本90 年代楼市、股市泡沫破灭后，长期实行结构调整，但越调整越萎缩，陷入了辜超明所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失去了30年。（当然日本还有老龄化等其他问题）

关于货币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之前中央已经出台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分地方政府还出台了发放餐饮、旅游消费券等。对拉动相关消费的效果比较明显，今年拟进一步扩大。而且这项刺激消费的政策与结构性改革矛盾不大。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重申了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以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地方债不合理的增长，不仅使地方财政困难，还连带了公职人员的薪资拖欠，民营企业的货款拖欠，公用事业的支出拖欠等等。是经济发展下行的重要源头。地方债不仅是存量替换问题，还要有新的增量，这样才能更好的还各种拖欠，增加建设新项目的能力。是解开中国经济发展结节的重要一环。房地产是链条最长的产业，也是拖累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某些经济学家说，从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看，中国的房地产仍然有泡沫。但那应该是一个长期角度。短期看，房地产价格已经下跌了二、三十个百分点，销售面积下降了一半左右，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量下跌更多。如果继续下跌，将更加严重的拖累中国经济。所以这个行业不但需要救，而且要尽快救，大力度的救。这也是个信心信号问题。如果位居前列的民营房地产企业都倒掉，中国经济恢复的信心就更小了。

之前已经出台了房地产企业白名单和保交楼等政策。但银行和地方政府在执行时还是有些犹豫。当务之下，应该充分发挥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强，行政能力强的优势。下命令、定指标、严考核。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平台公司拖欠是这样，对保交楼也是这样。建议把各级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相当一部分力量放到刺激政策的检查落实方面。对股票市场可以借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公开宣布沪指低于3000点或3100点、3200点国家队就进场拉抬。特殊时期就是要用特殊（雷霆）手段。有些简单粗暴也不要怕，有些萝卜快了不洗泥也不用担心，有些后遗症也是不可避免的。总比整体经济螺旋式的跌入深渊要好得多。

作者：经济学研究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理事，山东大学等研究生合作导师，原鲁粮集团董事长，山东省粮食行业协会会长